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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与日本的医药交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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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：2007-7-12 点击：785 来源： 作者： |
14世纪至19世纪的前半期，中日两国的医学交往较频繁，而且对日本医学的发展有重大影响。
1370年，日本医生竹田昌庆到中国，向道士金翁学习中医学，尤其是针灸术，在中国住了8年。其间，曾因医治明太祖皇后的难产，被明太祖封为 "安国公"。1378年，他携带一批中医书籍和针灸铜人图回到日本。
1487-1498年，日本田代三喜在华学习中医药学，他崇尚李果、朱震亨学说。回到日本后，他大力倡导李、朱学说，先后编著《捷术大成印可集》《诸药势剪》《三喜直指篇》《医案口诀》等书，并授业带徒，逐渐形成以他为首的学派，首开日本医学流派的先河。1531年，曲直獭道三拜田代三喜为师，跟师达10年之久，其后创设 w启迪院"传授门生，并撰《启迪集》(1571)，对李果、朱丹溪学说有所发挥，成为日本医学 垢世派"的承前启后者。
1492-1500年，日本圾净运在中国学习中医，他对张仲景学说的研习尤其重视，回日本时带走《伤寒杂病论》等相关书籍。先后撰述《新椅方》、《续添鸿宝秘要钞》等，向日本医界广为介绍、传播仲景学说。受他的影响，永田德本 (1508-1624)在日本医学界创立与"后世派"相对立的"古方派"。其后，成为 "古方派"的还有名古屋玄医 (1627-1696)、吉益东洞 (1702。1773)等，他们都崇尚仲景学说，反对曲直獭道三所推崇的李、朱学说。
1539年及1547年，日本吉田宗桂曾两次来中国。并在第二次来华期间治愈过明世宗的疾病，故明世宗赠以颜辉画的扁鹊图和《圣济总录》等物，以表答谢。因吉田宗桂对本草学的造诣颇深，被医界誉为 "日本日华子"。
此期间日本医界还出现了"折衷派"、"考证学派"。"折衷派"的首倡者是望月鹿门，他主张既须遵从古典医理，也要重视选用后人新方，对 "古方派"、垢世派"的主张予以调合折衷。"考证学派"的成员有多纪元孝、多纪元简和丹波元傲等人，他们重视对中医古典文献的研究整理工作。多纪元孝长期对中医典籍进行文字训话方面的研究、考证，其后代多纪元简继承其事业，最终著成《素问识》《灵枢识》等较有学术价值的著作"丹波元倒则从中医目录学的角度梳理中医药古籍。他广泛收集历代中医书籍及相关资料，1826年纂成《医籍考》(初刊于1831年，国内通行本名为《中国医籍考》)，收录先秦至清代的中医药书籍2876种，分列9大类，每书著录内容有书名、作者、卷数、存供、序跋及考证。为中医文献学，尤其对中医目录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。
这一时期，也有一些中国医家先后到过日本开展医药交流。如1653年前后，江西名医龚廷贤的弟子戴曼公到达日本传授人痘接种术;18世纪，杭州医家陈振先到达日本长崎，在为侨居长崎的华人及当地群众看病的同时，调查并采集当地药材162种，撰成《药性功用》一书。
明清时期，因中国沿海长期遭受矮寇、海盗的袭扰和阻拦，中国通航日本的民船相对较少。但是申国商人与其他人士在来往中日的过程中或多或少、有意无意地为中日医药交流做了有益的工作。例如，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国内正式刊行不久，华侨林道春便于1606年将刊印本《本草纲目》带到日本，作为礼物献给日本最高当局——幕府，因此，日本很快就有该书的多种刊本，并广为流传。出于各种需要，中国商船也时常将医书和中药材同其他货物一起运往日本，客观上为中医药在日本的传播，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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